近一段时间，在北京“购假打假”出名的王海移师南下，来广州“打假”，引起了广州人的普遍关注。
王海“疑假买假”、“购假索赔”的一系列行动，新闻媒介称之为“王海现象”。毋庸讳言，“王海现象”对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遏制制假货蔓延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王海现象“引出的法律问题却更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王海的行为是否合法？
一种观点认为：王海购买商品是作为索赔的物证，并以取得双倍赔偿为最终目的，由此可知，王海“疑假买假”、“以假索赔”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商业经营行为。在这一商业经营行为中，“买假”是投资，“索赔”是获利。王海的这种商业经营行为没有进行工商、税务注册登记，因而是一种非法行为。由此还可得出，王海购买商品不直接用于生活消费，已不是《消法》所称的消费者，因此不能适用《消法》。
一种观点认为：王海将他怀疑有假的商品买回后就对该商品拥有了所有权，他“以假索赔”是行使所有权的合法行为。再者，商品的最终消费者不一定必须是购买者，商品的购买者有权将该将该商品或自用或赠与他人或用于索赔，他人无权干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消法》第2条中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理解为“自用”。《消法》中的“生活消费”是与“生产消费”相对的一个特定概念，也就是说，除用于生产消费外的消费，均为生活消费。否则购买者对该商品所有权的占有、使用、使用、处分、收益四项权利就是无法真正体现，实际上等于剥夺了所有权人对该商品的使用权、处分权与收益权。这与我国民法的原则相违背，也不符合《消法》的立法精神。笔者持此种观点。
第二，如何界定《消法》中“欺诈“的含义？
《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欺诈”在传统民法的定义中包含着“行为人必须具有主观故意”这一要件。缺乏这一要件，就不构成民法中的欺诈。我们知道，经营者售假有两种情形：一是“知假卖假”、一是“不知假卖假”。前者有主观故意的过错，理所当然构成欺诈，而后者则没有，对于后者是否构成《消法》第49条意义上的欺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消法》第49条中的欺诈应与民法中的定义相一致，即是必须具有“知假卖假”的主观故意才构成欺诈。一是认为《消法》第49条中的欺诈应做广义理解，即只要是有卖假的行为就可推定为欺诈。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消费者必须对自己认为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出示证据，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而有必要对《消法》中的“欺诈”做广义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免除消费者的举证责任，使经营者有否欺诈行为的举证责任落在经营者自己身上，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目的。笔者同意这一观点。但此点必须由立法机关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三，双倍赔偿是经营者的唯一选择吗？
根据《消法》第49条，有人认为只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必须给予双倍赔偿。有人则认为双倍赔偿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众所周知的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其二是消费者必须因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遭受实际损失。并且两个条件齐备方可以双倍赔偿。“王海现象”中，王海将假冒伪劣商品买回，并不意味着王海就受到了损失。对于经营者有欺诈行为但没有造成消费者损失的可依照《消法》的其他条款处理。如《消法》第48条：“依法经有关行政部门认定为不合格的商品，消费者要求退货的，经营者应当负责退货。”除此之外，《消法》还规定了“修理、重作、更换、补足数量、退还货款”等解决方式。笔者持后一观点，这里可举一个例说明：有人买了一间80平方米的住房，交易成功后，经重新丈量该房实为79平方米，如对此进行双倍赔偿则显失公平。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退还1平方米的房屋价款。
上述争议可以看出，“王海现象”显示了《消法》在立法和执行上的缺漏，有必要以司法解释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以更好起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