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继承了唐宋元科举制度丰厚遗产的时代，处于中国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之上，明代又形成了五级考试体系。相比元代，明代同时形成了科举为核心，学校为基础，吏员为补充的特色选官来源体系。既然在明代科举考试作为为国家补充人才的最为重要的来源，是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走向仕途？答案显然是不能的。今天将为大家介绍在明朝拥有何种身份的人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明吴元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命令举行文武科举考试。同时笼统地划定参加科举考试人员的来源，即民间秀士和智勇之人。
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
在明洪武三年，明朝为了将在本年八月份举办的科举考试提供制度保障，便颁布了《初设科举条格》，该《条格》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包括社会上各种职业各个阶层和流落他乡的百姓，其中曾出入仕途的官吏和从事歌舞表演的艺人不允许参加考试。同时还规定了录取人选应是怀才抱德之士，具体的标准就是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等。
朱元璋
在明洪武四年，朱元璋再一次规定“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朱元璋这样做是出于对元代时地方官吏贪墨横行的痛恨，一手打压前朝遗留下的毒瘤，另一手则意图提拔一大批有志青年，取消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的年龄限制，使得青年学子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但是好景不长，在明洪武六年，朱元璋以录取的士子皆是年轻人，而这批年轻人在文才造诣水平远超其他士子，但在实际行政办公中处理问题的能力有限，下令停止全国各地的科举考试，改为实行各级官府自行向国家推荐才智出众的人。朱元璋实行荐举选官的方法存在较大的弊病，一方面荐举的人才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荐举方式缺乏客观公正的标准和程序，导致无法保证官吏队伍的质量。为此朱元璋在明洪武十五年下令重新恢复科举取士，并特别强调“令天下学校三年试之著为定例”。
在明洪武十七年，在朱元璋的授意下颁布了《科举成式》，规定只有三类人才具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其一是国子监学生，以及各府州县学生员，这一类是三类考生中最主要的来源；如浙江地区在永乐十八年至万历十年有《登科录》记载的20科乡试共录取举人1915人，其中录取自府州县学生员的考生就有1800人，占总数的93.99%。为此明朝时期状元吴宽曾表示，
上之欲取其人者，皆养之于学校；下之欲为人所取者，亦由于是而已矣；则学校者，固场屋之地也。
吴宽
其二是就是社会上的儒士，这些儒士是指的那些既未入学成为生员，又未进入官府服役成为吏员，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百姓。儒士应试但是仅凭儒士身份还是不够，这些儒士想要参加科举考试，还需要经过官府的认证。《明史》中也有类似记载。
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取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
这类考生数量虽然不多，但在非学校考生中，还是人数最多的。成化以后，明朝由于学校教育的优势和不断发展，儒士应试逐渐衰落，不仅表现在其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下降，而且在科举考试中，还出现了歧视甚至压抑儒士应试的倾向。
其三是官之未入流而无钱粮等项黏带者，也就是没有品级的低级官吏。尽管正德《明会典》罗列的“未入流”的官职多达90种，但是史料中明确记载的“未入流”中式者仅有五种。第一种就是典史，这一类也是“未入流官”考中科举最多者。如宣德七年，江西泰和典史曹鼐因督工匠至京师，疏乞入试特许参加顺天考试，次年又中状元，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典史身份考中状元的人。剩下的四种分别是驿丞、吏部听选官、局副使和布政司理问所案牍。
曹鼐
尽管明洪武十七年的规定将科举考生分为三类，但随着学校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考生的类别也在不断增加，应试考生的类别更加细化。增广生最早出现在明洪武二十年，最初在待遇一样与明代各府州县学的廪生一样，也未设置人数上限。在明宣德三年明朝对增广生的数量进行定额限制。
京府学六十名，在外府学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
自此，除顺天和应天府学在嘉靖二年、三年先后各增加廪生和增广生分为为八十名之外，其他府州县学生员的数额至明末再未发生变化。
据明洪武十七年的规定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府州县学生员都能参加科举考试，只有其中“学成者”才能获得应试资格。根据史料可判断增广生在明洪武年间不具备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增广生一方面并没有被明朝官方认定为“学成者”，另一方面明建文二年《会试录》和《登科录》中皆未记载有增广生中式者。但在明永乐三年以后，增广生获得应试资格并考中乡试乃至会试、殿试已经成为常态。明永乐年间出现了明代第一个连中乡试、会试、殿试的增广生状元，江西庐陵县学增广生萧时。
登科录
明代各府州县学附学生始自明正统十二年，但是在当时并没有“附学生”的正式名称，一直到成化初年才有了“附学生员”的称谓。尤其在学校教育较为发达的各府州县学中，此类考生的数量远远超过廪生和增广生的数量。在明弘治时期，江西提学副使邵宝就曾注意到这种现象。
承平以来，学徒日益，廪、增常员之外，附学为名者多至倍蓗。
附学生员和增广生一样并非一出现就能够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目前最早见到的记载“附学生”乡试中式的是《弘治五年顺天府乡试录》。在廪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中附学生员是出现和获得应试资格最晚的生员。
除了廪生、增广生和附学生之外，还有军生，有时也称为武生。这一类考生主要是指在都司卫儒学以及府州县学肄业的军队子弟。军生参加科举并中式的现象早在明洪武年间就已经出现，相比较与增广生和附学生来说，军生在诞生之际就可以参加所在地的科举考试。但以军生身份参加考试的人数比较少，而且就全国而言地理分布极为不平均。军生大多分布在辽东经北直至西北一线和贵州省，这是当时军生入试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辽东至西北一线处于明朝“九边”和贵州地区的都司卫设置最为集中的情况是相吻合的。尽管军生入试在明朝前期就已经产生，但军生入试并中式主要集中于明代中期，隆庆以后则趋于衰败。
科举考试
除了各府州县学的生员之外，吏员、承差、知印和书算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首先吏员是对各级官府具体办事人员的统称，可包括掾史、令史、书吏、司吏、典吏等等。而承差是在各级官府主要承担各种差派职役的人员。知印则是在各级官府主要承担保管出纳印章职役的人员。书算则是只在户、兵二部设置的承担书写计算事务的人员。虽然吏员、承差、知印和书算都在官府的各个部门工作，但是它们都不是官。但是早在明洪武四年时，明太祖以吏胥心术已坏为由，不允许这些人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在明洪武二十六年时严禁吏员参加科举考试的规定开始发生松动。
国子监生魏昭以罪罚为吏，上言愿改过自新，入试秋闱，许之。
直到明建文元年，江宁县富户充礼部架阁库吏王亨中浙江乡试，这是目前所见明代吏员科举中式的最早的记录，也实际上意味着禁止吏员参加考试的规定已被打破。
另外各府州县教官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明洪武二年时规定，天下府州县学分别设教授、学正、教谕各一员，作为一学之长和主讲教师。同时又各设训导四员、三员和二员，作为专任教师。其中只有教授属于“流内官”的最末一级，其余统统都是“未入流”。按照明洪武十七年颁布的《科举成式》，“官之未入流者而无钱粮黏带者”本应是科举考生的三大来源之一，但是明太祖出于保证学官专心教学的需要，在《科举成式》中规定教官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尽管明朝初年有不少教官被提拔为行政甚至科道官，但是教官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就使其失去了唯一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为此越来越多的副榜举人和监生拒绝就教，遂使教官缺员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明天顺八年时开始有条件地允许举人教官参加科举考试，为此岁贡教官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期望也日益剧增。何为岁贡教官？岁贡教官主要来源于岁贡生，岁贡生最早出现明洪武十年，由各府州县学按照规定额数和条件向礼部所贡的生员。他们最初只能通过翰林院主持的廷试后入国子监肄业，明景泰七年时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可以在通过廷试后可直接选择充任各府州县学教官。面对岁贡教官的不断抗议，明朝在嘉靖六年也允许岁贡教官参加科举考试，但在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加以限制。
一是授教职三年，二是教有成效，三是由“提学官考试”其“文学优长者”，四是每省毋过五人。
迟至明万历初年，明朝才取消了对各省岁贡教官参加乡试人数的限制。
贡院
明代的翰林院秀才是由前代科举的“童子科”演变而来的，主要用来选拔聪慧超长，富有文学天分的幼童。在唐代童子科对神童选拔标准的规定：
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在宋代对神童选拔标准的规定：
凡童子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
在元代也设立童子科。明代承袭唐宋元之制，在前朝童子科的基础之上加以完善改进。
凡各处举到幼童奉旨送院读书习字者，月来食米，内阁稽考课业，俟有成效，奏请擢用；其愿科举出身者听。
在明代凡属此类的幼童，一般被称作为“翰林院秀才”，并成为科举考生的来源之一。如李东阳便是以此翰林院秀才的身份在天顺六年中顺天乡试，明天顺八年中进士，官至内阁首辅。明代相较于前朝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前代童子科中式大多即授官职，而明代则改为入翰林院学习，学有成效后方可授予相应的官职。
李东阳
乃至天文生、阴阳生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天文生和阴阳生本是在两京钦天监专门学习天文、历数、星占和占卜等方面知识的学生，并且享有天文生可免二丁、阴阳生免本身之役的待遇。明太祖为了其能够专心学习天文知识制定相应的规定。
太祖著令，钦天监人员别习他业，不学天文、历数者，俱发海南充军。
钦天监所属人员严禁改习他业，自然也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在明天顺二年，英宗允许两京天文生和阴阳生可以参加两京乡试。但是在明弘治初年，因给事中赵竑奏革诈冒，遂为此辈科举不由旧例为由，再一次取消了天文生和阴阳生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直到明末，此类考生的应试资格都未曾恢复。
宗生，也就是皇族宗室的考生，明代中后期允许宗室成员参加科举考试。鼓励皇族宗室成员参加科举考试主要是为了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宗藩人口膨胀和财政难以供养的问题。早在明弘治十五年，南京光禄寺卿杨俊就曾提出允许宗室成员参加科举考试的建议，但是并未得到采纳。此后宗室成员是否参加科举考试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一直持续到万历中期。明朝面对宗藩人口人口生计危机日趋严重，不得不加快允许宗室成员应试科举的改革步伐。在明万历十八年，明朝颁布关于宗藩成员参加科举考试的事宜条例。
其名粮诸宗及无名粮庶宗愿入儒学者，与民间子弟一体考试；奉国中尉内有不愿授封者，准停封禄，听入学应举，照出身资格授官，罢闲后不得重封，其淹滞不举愿归旧封者听。
尽管万历中期以后，宗室应试科举的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但自开禁一直到朱由校即位，历经三十一年，宗室成员竟无一人中式。
万历皇帝
除了上述几类之外，明代还有以医生、试中书舍人、总旗、小旗、卫军、军余、旗余、舍人、舍余、校尉、校余、军匠、卫匠余、京卫武学生和译字官等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并中式。
自洪武年间至明朝灭亡，科举考试的考生始终以国子学生、各府州县学生员为主体，直至明代中后期，科举考生中非学校来源几乎被完全挤压出去，各种生员包括廪生、增广生、附学生和岁贡生等出自学校的考生几乎已经成为科举考生的唯一来源，反映了明代科举与学校的结合不仅是空前紧密的，而且最终融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就是清代人所说的“科举必由学校”。另外从不同时期考生种类多少来看，大致经历了一个中间多，两边少的变化过程，也形成了明代科举考生长期保持着一个多元化的格局。
